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國際性運動及其中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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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2017年6月10日是我國的第一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當天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安德明研究員在國家圖書館學津堂做了題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國際性運動及其中國實踐》的主題講座。本文為講座實錄。

          主講人安德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民間文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

          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榮幸有機會在“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參加由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和國家圖書館共同舉辦的2017年“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講座月”的第一場講座。今天跟大家交流的內容,主要是介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背景、起源,實踐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和發現的一些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思路。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背景與起源

          “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概念,在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之時,在中國還顯得十分陌生,現在,它卻變成了一個幾乎家喻戶曉的流行詞。如果我們在谷歌用英文“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去檢索,大概會得到1900多萬條信息;而在百度輸入中文“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搜到4600多萬條結果。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或個人,都在試圖借助“非物質文化遺產”來標定自己所擁有的某一項文化產品。非遺在當下中國引起的關注之廣泛,由此可見一斑。

          那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在怎樣的背景下興起的呢?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它跟民族文化主權意識的不斷加強,以及來自UNESCO的持續影響密切相關。一方面,在快速的工業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影響下,傳統文化不斷遭受沖擊、甚至瀕臨消亡的狀況,引起了人們對民族文化傳承和延續的憂慮,因此,保護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及相關的思想觀念成了社會各界普遍關心的問題。另一方面,UNESCO的相關政策和行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三十多年來,UNESCO批準通過了一系列有關非遺保護的法規或公約,在世界范圍強調保護傳統文化的迫切性與重要性。這項工作的最初開端,也有一個導火索: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著名歌星保羅·西蒙(Paul Simon)演唱的歌曲《老鷹在飛》(El Condor Pasa)風靡世界,獲得了巨大收益。但這首歌其實是西蒙以玻利維亞一首被當做民謠廣泛流傳的著名歌曲為基礎改編的,這引起了許多的爭議,不少人認為西蒙至少應該把一部分收益返還給歌曲的原產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玻利維亞向UNESCO提出了一項有關民俗保護的“議定書”,主要目的是反對國內外商業團體或個人對其民俗傳統的不恰當使用。這其實可以看作是在文化間的交往互動不斷加強、國際商業化活動日益加劇的形勢下,在國際交流中相對處于弱勢的民族為保護本民族文化的完整和相關權利而發出的一種倡議,其中既包含著民族文化意識的自覺,又包含著對傳統文化產業化可能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的訴求。而這種訴求,在今天不同國家和地區實施非遺保護的過程中都有或多或少的體現,它也是相關工作中之所以會出現負面結果的一個內在原因。

          UNESCO發起非遺保護工作,也同韓國政府的提議有關。1993年,韓國根據自己的經驗提交給UNESCO一個“建議案”,建議在UNESCO框架內建立“人間國寶”(即傳承人)保護體系,并提供了以評選不同層次人間國寶名錄的方式來進行保護的計劃。這種建議,顯然對今天非遺保護的思路和操作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而與玻利維亞注重知識產權維度的保護目標不同,韓國的目的,更多是為了保護民族文化本身的傳承。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UNESCO范疇非遺保護工作的興起。

          二、保護實踐中積累的經驗與遇到的問題

          中國是最早參加UNESCO相關活動并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國家之一,這同中國對有關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和此前在這方面所積累的經驗有很大關系。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關部委聯合組織實施的大規模的“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工作,以及90年代中期以來國務院和相關部門簽發的關于民間文化保護的各種文件,都為中國在全國范圍順利開展非遺保護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礎。目前,非遺保護在我國已經發展成多方力量共同參與的活動,不同領域的機構和個人都積極投身其中,使它變成了一場盛大的社會文化運動。

          自全面開展以來,這項工作在我國已經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截至2015年,共收集了87.9萬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信息;到2016年底,39個項目被列入UNESCO相關名錄(31項代表作,7項急需保護,1項優秀實踐)。2005年以來,國家每年投入超過1000萬元的專項保護經費,截至2015年底,中央財政為這一活動共投入了42億元資金(包括相關機構工作經費、國家級傳承人的津貼、獎勵基金等)。在這樣的背景下,民間文化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少以往被貼上“封建”、“迷信”標簽而加以禁止的內容獲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間,人們也從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獲取了更多的歷史感、自豪感和認同感。

          2005年開始,國務院將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設立為 “文化遺產日”(今年起更名為“文化和自然遺產日”),確立了一個號召和提醒公眾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專門的時間,為在國民心目中強化有關非遺的概念和意識,發揮了重要作用。2011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進一步增強了各地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和保護意識。而清明、端午和中秋能夠被列為公眾假期,也同非遺保護工作的全面展開有不可分割的關系。

          除了積極影響之外,非遺工作的開展也有許多負面效應。首先,它變成了一種引發或加劇沖突的因素。比如,澳大利亞的國徽是由袋鼠和鴯鹋為主構成的,有一次當地土著人中的激進分子,暗中拆下了議會大樓的國徽,目的是警告“殖民者政府”:“你們沒有資格使用我們引以為圣物的形象”。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有人把它概括成了一場世界范圍的“遺產圣戰”。那么,對于一個特殊的文化符號而言,誰才是真正的擁有者?所謂的傳統擁有者,對傳統擁有權的界限在什么地方?這一類的問題已在文化研究領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而UNESCO所倡立的各類名錄制度,更是在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引發了諸多矛盾與沖突。比如,中國和韓國網友幾年前關于端午節(祭)的激烈爭論,到現在我們還記憶猶新。這些年,我們在國內也看到了很多對名人故里的爭奪,像孫悟空、貂蟬、西門慶、潘金蓮故里等等,甚至出現了“伏羲東奔西走,黃帝四海為家,諸葛到處顯靈,女媧遍地開花”的現象,其背后的緣由,都和非遺名錄制度的施行有關。

          從某種意義上說,上述對于相關文化事象起源地的爭奪也無可厚非。因為民間文化的生機,恰恰在于群體之間的互動交流,在不斷的爭論與爭奪當中,它會得到不斷的傳承和加強。但是,名錄認定的制度,卻由于其中先天地包含著有關知識產權的訴求,往往會進一步激化相關各方原有的矛盾,使之變成更為激烈的沖突。同時,這一制度也會使一種文化的所有權得到體制化、層級化的官方認定(雖然UNESCO一再強調“價值無涉”理念以及名錄制度無關所有權的觀點,卻仍然無法改變現實中社會大眾對非遺“級別”和“所有權”的普遍期待。)這實際上會導致限制甚至扼殺文化傳承和延續、并在客觀上造成文化間的不平等的效果。

          另一方面,保護工作中的一些措施,也在傳統文化領域制造了新的話語霸權。這主要是從UNESCO層面來說的。這幾年,我作為UNESCO非遺審查機構中國民俗學會工作團隊的專家,負責了不同國家向UNESCO申報非遺相關名錄的多項申報書的評審工作,其間有許多收獲。比如,根據評審標準,申報書是否按規定的要求完成,是否提供了要求提供的各項信息,是決定項目能否通過的關鍵,其中以公文范式為中心的形式主義特征十分突出,也無形中凸顯了UNESCO在相關領域的絕對權力。

          可以看到,盡管非遺保護的出發點之一,在于承認和維護文化間的平等,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文化卻由于被劃分為“被認定的文化”和“沒有被認定的文化”出現了客觀上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廣大民眾借助文化傳統進行自我表達的權利,也由于階層的劃分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或褫奪了。

          三、問題的根源及可能的解決思路

          上述問題的主要根源,還是基于UNESCO理想化的理念與不同國家和地區具體實踐之間的矛盾,其中一個突出的例證,就是圍繞UNESCO“以社區為中心”的要求而產生的矛盾。

          按照《公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在這里,社區、群體或個人是不是把它當成自己的文化遺產,是判定一種文化事象是否屬于非遺的關鍵,可見社區對非遺而言是多么重要。那么,什么是社區呢?UNESCO非遺保護范疇的社區,主要指的是特定非遺項目傳承人構成的共同體,它在本質上同“群體”或“傳承人”具有同樣的內涵。在《公約》及其衍生文件中,始終強調社區在非遺保護工作中的中心地位,之所以如此,按UNESCO相關文件的解釋,主要是為了保證非遺保護工作能夠有效地、可持續地開展下去。

          但在具體實踐中,又會出現跟這些要求不相吻合的情況。比如,我們中國非遺保護的工作原則,首先一條就是“政府主導”,這跟對社區中心地位的要求還是有一定差距的。而事實上,保護工作由政府主導和引領的情況十分常見,是許多國家現階段普遍采取的一種工作模式。例如,我看到的不少申報書,都是由經濟落后或處于動蕩中的國家提交的。在這些國家,民眾要過上正常的生活都很困難,要他們憑著自覺、自主地進行非遺項目的清理和保護,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必須要有相關權力機構,依靠足夠的資金或權力支持來加以引領,才能夠保證工作的順利展開。可見,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要真正實現非遺保護的社區主導并不容易,政府主導還不得不存在一段時期。這樣,在理想化的要求與實踐之間出現許多具體矛盾,也就在所難免。

          然而,實踐中的具體困難,并不應該成為忽略或背離《公約》原則的借口,相反,相關工作的參與各方,只有時刻以《公約》為指南,不斷調整具體的保護措施和保護行動,才能夠達到克服各種困難并保證工作有序展開的效果。我們高興地看到,文化部項兆倫副部長在他最新的一個關于我國非遺保護工作的報告里,提到了很多先進的觀點,特別是明確強調了社區在保護工作中的中心地位,這可以說是我國非遺工作以對《公約》精神的堅持為基礎,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取得巨大進步的重要體現。

          事實上,在多種力量不斷推動之下,我國的非遺保護越來越強調從《公約》精神出發,并在理念上發生了以下三個方面的重大變化。它們在大大有益于我國相關實踐的同時,對UNESCO范疇的相關討論與思考也有積極的參考價值:

          第一,從“原生態保護”到“整體性保護”。過去,我們常常聽到的說法,是要對非遺進行“原生態保護”,還經常看到一些非遺專家指責傳承人沒有“原汁原味地保護”某一非遺項目。實際上,非遺不是“遺留物”,也不是“活化石”,而是現實中的人鮮活地傳承和使用的生活文化,它是在不斷創造、變異和調適的過程中才得到綿延不絕的傳承的,因此,非遺保護必須要以承認和尊重文化的創造性為前提。經過多年來不斷的討論和糾正,現在,我們國內已經很少看到“原生態保護”的提法,取而代之的,則是“整體性保護”這種更有包容性和學理性的要求。

          第二,從一開始強調自我文化的“杰出”或“獨一無二”特征,變成了越來越注意避免類似的表述。這種轉變是受UNESCO新的文件要求影響的結果,其原因是為了從概念表述的層面進一步強調文化間的平等,同時規避背離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原則的做法。

          第三,尤其重要的,是從過去注重保護專業傳承人發展到提出“人人都是文化傳承人”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提出(成都非遺節,2013年),是多年來學術界不斷積累、不斷探討的結果,也是我國非遺保護主導機構、參與各方和學術界積極互動的結果。以前,非遺研究與保護的重點主要放在“文化專家”身上,注重的是那些大量掌握非遺專門知識的人士,對一般參與者在非遺項目傳承過程中的作用卻并不重視。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和論爭,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非遺知識是社區成員共享的實踐知識,它的實踐和傳承,不僅要依靠“文化專家”的保存、生產或展示,更要依靠普通人的理解、接受和共同參與,缺少后一方面的因素,任何一種非遺項目都不可能有存在和傳承的基礎。

          總的來說,UNESCO發起非遺保護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人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相互欣賞的重要性的意識,進而促進不同文化間的對話與交流。但在實踐過程中,這項工作已發展成多種力量展示和實現其特殊愿望的場域,遠遠超出了UNESCO發起這一活動的理想化初衷。在這樣的背景下,要解決其中凸現的矛盾,最關鍵的還是要回到《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本身,一切的保護實踐,都必須以《公約》為指南。也許有人會問,我們為什么一定要遵循一個來自國外的文件呢?實際上,《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是由UNESCO多個成員國經過多次協商議定的法律文件,中國在其協商、制訂過程中是積極參與者,又是最早通過并加入《公約》的國家之一,因此,該《公約》實際上是我們國家在國際語境中參與和實施非遺保護的最高行動綱領,遵循《公約》,就是堅守我們自己所認可的最高理念。而只有堅持《公約》精神、特別是堅持以社區為中心的保護思路,堅持“人人都是文化傳承者”的理念,我們才能更好地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并朝著一個更加偉大的目標邁進,這個目標就是: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為契機,更加有效地保障相對處在弱勢地位的傳承群體的權利,最終為實現馬克思所強調的人的全面解放做出特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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